資料來源:周祝瑛（2000）。猪肉攤上的教育家。臺北：南宏。

研究報告不應淪為替「體罰」背書的工具

    本人於民國八十四年八月廿五日在行政院教改會提出的研究報告「國中日常教學活動之生態研究」，原是希望透過實地到國中校園中去深入探討教育生態，了解國中教師的日常工作負擔及所遭遇的問題和形成原因，藉此為改革國中教育問題提出建言。然而不知是新聞取材角度或是大眾關心焦點所致，該研究以乎一再被錯誤引用——不但報紙如此（見十月十四日中時晚報），連教改會的「第二期諮議報告書」初稿，都犯下了對「體罰」部分引用的錯誤。身為學術界人士，本人不得不再度提出一下聲明：

    一、本研究由於經費與時間（半年）的限制，除了教室觀察與教師訪談之外，僅能針對全省59所國中的590位教師進行問卷調查，儘管問卷回收率高達83．4％，但由於現實環境的困難，並非對全省教師隨機抽樣，因此，所得結果並未試圖予以推論至全省其他教師，只是作為本文中教室觀察與訪談的輔助性料。任何試圖推論的引用都十分不恰當。

   二、該研究報告中的確指出「對於懲戒權與體罰的看法，多數教師傾向認為教師應擁有懲戒權，且體罰有存在之必要」（頁20）及「有95％的教師同意，應有懲戒權」、「88．5％同意體罰有存在的必要」（頁21，表（１７)（１８）。然而這只是樣本中四百多位教師的意見，與全國五萬四千多位教師比較起來，不到1％，因此不能加以斷章取義，以為全國教師大多贊成體罰與懲戒權。

    三、作為全國教育改革火車頭的教改會，在引用研究成果時必須格外謹慎，以免有誤導之嫌，如十月十四日第二期諮議報告書中指出：「……本委員會委託政大周祝瑛教授所作的研究發現，全國中小學教師之中贊成體罰的比率竟高達八、九成！」（頁43）本研究象為國中教師，並未涉及到國小部分，而且從未說是「全國教師」云云，報告書的引用顯然發生錯誤！

    四、對於「體罰」問題，不論是福爾摩沙基金會針對全國一千多位國中生所做的問卷調查，或是本研究中針對40多位教師的教室觀察及訪談的結果，都發現有相當多比例的體罰原因是基於學科因素，換言之，老師可能是因為學生考試成績不好等因素而實施體罰。升學主義掛帥與教師傾向同意體罰存在的必要不無關係。

    五、教育改革的工作需要社會大眾的持續參與，教改會所委託的研究專案，只能說扮演為教育問題把脈與診斷的工作。限於時間與經費，許多研究上能點到問題為止，如何在繁雜的教育問題中抽絲剝繭，又能顧及全盤，必須要有更深入的後續研究(follow-up)。教改會明年（民85年）的裁撤，並不代表教改工作即將停止，本人國中教學生態研究報告的完成也不表示研究工作的中斷，只能說是對國中問題把脈的暖身運動而已。

    六、最後筆者向教育當局呼籲：應該深入各級學校中去了解問題，鼓勵持續的、非為政策背書的學術研究，尤其對於包攬「學術工程」等相關問題進行一次「教改」工作！